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三派，他们分别是绿林派、士官派、陆大派。

  绿林派是奉系的元老级人物，手握大权，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主要人物有张作相、吴俊生、汤玉麟等人。

  士官派主要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为首，其他的还有韩麟春、王树常、邹作华、何柱国等人。

  陆大派由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的青年军官组成，以出身陆军大学的郭松龄为首，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刘振等。

  但是，张作霖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却对郭松龄率领的第三军团功高不赏，反而对于郭松龄有矛盾且功劳不如郭松龄的姜登选、张宗昌和第四军团，李景林和第二军团，给予了重赏，并予以重任。

  对于张作霖的这种偏心行为，郭松龄很是不满，再加上张作霖对外与日本人不断勾结合作，对内族运动。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郭松龄终于忍无可忍，遂开始了反奉。

  1925年，郭松龄与直系军阀冯玉祥签订密约，共同反奉，随后李景林的加入，又形成了反奉的三角同盟。

  1925年11月23日，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发表反奉宣言，公开声讨张作霖，并将所率领的军队改为“东北国民军”。

  在反奉宣言中，郭松龄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其子张学良担任东北军总司令，并在东北实行民主共和的主张。

  看到反奉大军兵临城下，在奉天城内的张作霖惊恐万分，往日的淡定早已不在，他甚至一度做好了弃城而逃的准备。

  就在他感觉到大势已去的时候，作壁上观很久的日本人出手了。日本人选择帮张作霖一把，如果张作霖这次失败的话，那么他们在东北的利益也会随之受损。

  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郭松龄所率领的国民军错失了消灭张作霖的最佳时机，给了张作霖以喘息之机和军事部署的时间。

  12月22日，郭松龄发动总攻，准备与奉军决一死战，结果在巨流河一战中，郭松龄大败。

  24日，反奉失败的郭松龄与妻子乘车出逃，不料在途中被王永清部俘虏，在押回沈阳的途中惨遭杀害。

  郭松龄的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其对奉系军阀、北方政局甚至是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称霸东北的奉系军阀而言，这场战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外交上沉重地削弱了奉系军阀的实力，使其从建立之初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实力再也难以恢复至往日，甚至就连当时的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感叹道：“胜则胜矣，而奉张之威势，实属今非昔比。”

  在军事上，由于张作霖所有的精锐军队大多数都在郭松龄手里，他们在参加反奉战争后，极大地削弱了张作霖的实力。

  战后，为避免郭松龄事件再次上演，张作霖对其手下的军队进行了改编，担任营长以上职务的军官全部被撤换，换成自己的亲信，而营长以下的则保持不变。

  这样一来，原来军事素质高的将领被撤换，使得奉系内部的军事素质与之前相比，大为下降，其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损伤溃散的士兵以及武器弹药的消耗量，更是超过了两次入关作战前的总和。

  另外，其手下原本听命于他的军阀在此次郭松龄事件后也相继壮大了自己的势力，逐渐脱离了张作霖的掌控，如山东的张宗昌和河北的李景林，随着他们二人的实力不断壮大，已经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属于奉系，但已不再完全听从张作霖的号令了。

  不仅如此，反奉战争还导致张作霖的势力范围进一步丧失，直隶、山东这些原本属于他的地盘，势力范围被进一步压缩，其实力大幅缩水。

  在政治上，张作霖勾结日本人郭松龄的行为，再加上他之前运动的行为，使得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并掀起了讨伐张作霖的口号，在政治上给予了张作霖以沉重的打击。

  当郭松龄一路直逼奉天城时，日本人为自己的利益援助张作霖，而当时的俄国人也为自己的利益选择援助郭松龄。

  在郭松龄失败后，张作霖针对俄国的行为提出了严重抗议，并要求俄方撤换中东路路局伊万诺夫，双方的关系就此恶化。这导致在1927年4月，张作霖借口俄国使馆包庇人员，随即进去搜查，结果抓走了李大钊在内的60余名人员，并处死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多人。

  对于张作霖的这种行为，俄国政府也给予了严重的抗议，但是没有想到张作霖根本不予理睬，于是俄国宣布与北方政府断交。

  在与日本的关系上，由于日本出兵援助张作霖，日本人随即以张作霖欠人情为由，向张作霖索要其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在反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为了感谢日本的出兵援助，曾亲赴大连向关东州总督及满铁会社社长致谢，并送了500万元日金酬劳。

  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非比寻常。当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兵败被俘后，十分关心郭松龄的下落，他唯恐郭松龄落入其父和杨宇霆的手中，一旦落入他们二人手中，郭松龄肯定没有好下场。

  于是，张学良下令将郭松龄送到自己的驻地，打算日后找机会放郭松龄回去。但杨宇霆却没有听他的，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夜长梦多，在张学良之前假传张作霖的命令将郭松龄夫妇给处死了。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夫妇被杀害后，跺足叹息，十分悲愤。从此以后，张学良对杨宇霆便更加厌恶，郭松龄事件，为张学良日后杀杨宇霆埋下了伏笔。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之后，当张学良发现杨宇霆有不安分的迹象后，有郭松龄的前车之鉴，张学良便将杨宇霆给处决了。在论杨宇霆的罪中，张学良提到郭松龄的兵变，其实就是由于杨宇霆逼迫所致。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学良久久不能释怀。归根到底，这笔恩怨成了杨宇霆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1年，张学良在谈到处决杨宇霆这件事时，说道“这件事与郭松龄的叛变也有关系”。

  郭松龄在反奉失败后，对北方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和郭松龄曾联手反奉。在郭松龄反奉败亡后，冯玉祥摇摆不定的行为同时引起了奉系和直系的不满，不仅面临着奉系军阀的秋后算账，还面对着直系军阀的报复性讨伐。

  最后，冯玉祥被奉系和直系联手赶出了河北、河南、山西一带。而在冯玉祥走后，北方的政局又一次在奉系和直系的控制下恢复到了直皖战后的态势。

  不久，广州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抵达福建，深入湘鄂赣地区，连续击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张作霖的奉系反而成了当时最强的军阀，实力空前。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宗昌联合刘镇华、寇英杰等十六位将领，共同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一度与国民军队形成南北抗衡之势。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也有郭松龄之死有一定的关系。郭松龄在起兵反奉中对日本人的态度，使日本人感到害怕，使日本关东军觉得他们在中国的侵略根基已发生了动摇。

  当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派手下去日本签订密约的时候，他愤慨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出卖国家，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

  还有，郭松龄在发布反奉宣言后不久，日本人就派人与郭松龄取得了联系，表示如果郭松龄满足日本人在南满铁路上的特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推翻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对于日本人的要求，郭松龄严词拒绝。

  所以，当郭松龄兵败被杀后，日本人深感以及去掉了一个厉害的对手，于是在对中国的侵略中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变本加厉。

  因此，50年后张学良感叹道：“如果当时郭松龄还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反奉，影响是全方面的。不仅直接引发了奉系军阀实力的削弱，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引起了国际国内格局的变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