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出生于五台县永安村；同一年，与他一河之隔的河边村有一个叫阎锡山的年轻人，考入了山西武备学堂。

  1911年，十岁的被送到本村的私塾读书。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上学的那年冬季，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

  这一年，阎锡山在武昌起义后率领山西新军发起了了太原起义，并自任山西都督。辛亥革命的历史浪潮就这样席卷了山西，也刮到了永安这个小村子。

  不久后，和他的小同伴们都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不再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改换了新课本。

  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那个年头，长子一定是比次子更受重视的，所以哥哥徐受谦读的书比较多，后来去了太原，而弟弟在早早地中断了学业，去了河北一个远房亲戚开的书店里当了3年学徒。

  1919年，18岁的遇到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一年，他在太原做事的哥哥给他写信，告诉他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国民师范学校，正在官费招生，让他赶快报考。于是从书店辞职，回到了老家。

  上过私塾，他的父亲又是前清秀才、教书先生，加上在书店学徒期间也读了3年的书，所以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在五四运动前两个月入校就读了。

  日后的山西国民师范人才辈出，高君宇、、王世英、程子华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这里，不仅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也第一次接触了军事——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准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以巩固自己在全国的地位。学生一入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完全是军人装束，除了文化课外还有阎锡山部队里的营级以上的军官来上军事课。

  电影《大决战》中有一个镜头是徐帅说：“阎锡山不光是我的同乡，我在太原国民师范念书，他还做过我的级任教师呢。”其实，当时的阎锡山早已是名震中国的山西的头号人物，国民师范的校长是他的得力助手赵戴文。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阎锡山请求加入，不久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阎锡山于是除五色旗，改悬旗，把枪口对准了奉系军阀张作霖。

  这一年，再次考入有着“第二黄埔”之称的武汉军校，认为，武汉军校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在此期间入党，此后为事业奋斗终生。

  1929年，受组织委派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11军31师副师长（此时师长吴光浩已经牺牲，但为稳定军心民心暂不公布，名为副师长，实际为师长）。这是他日后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第一步。

  在同一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却因为“国军编遣事件”和蒋介石纷纷决裂，最后导致了中原大战的爆发。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接连败北，最后不得不黯然下野，赴大连潜心进修哲学。

  而与此同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转战川陕后，又指挥8万红军击败了国军的20万之众，取得了歼敌10万的战果。也因此成为了红军战史上歼敌最多的高级将领。

  期间，阎锡山通过种种渠道得知，隔壁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禁不住对他的同乡将领们说道：“我倒想何时，亲眼见见这位，和他攀谈攀谈。”

  当时日本对华北不断威逼，阎锡山为了保住山西，同意八路军开赴山西作战，而在八路军入晋后，行进路线、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还要具体协商。中央决定，让身为山西五台人的协助周恩来去完成这一任务。

  在太原谈判期间，周总理、朱老总和彭老总都建议回家看看，他们说：“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应该回去看看；阎锡山很重视老乡关系，相当器重你，你回家探亲，他不会故作刁难；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

  因此带上警卫，坐着阎锡山的小汽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故乡。看到家人安然无恙，很开心。妹妹告诉她：“那些年闹事，阎锡山看在同乡分儿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回忆录》339页）

  阎锡山没有因自己参加红军，就让人来找家人的麻烦，这一点内心是感谢的，所以特地在回忆录里写了一笔。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参加革命后，全家共有13位亲人牺牲，建国后还为王氏烈士们题词“光荣流血”。对比一下徐家和王家的遭遇，便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阎锡山之所以如此，正如前面周总理等人所说，他是一个很重视老乡关系的人，他的很多亲信，如赵承绶、赵戴文都是山西五台人。他的同乡、亲戚在山西任职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当时山西民间流传的“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指的就是这一情形。

  另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北方较于南方，革命气氛并不浓厚，没有农协、农民自卫军等组织，社会整体还是保持着原本的面貌，尤其是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模范省”更是如此，所以波动不大。

  再者，的父亲徐懋淮为人耿直，办事公道，是个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他们村里有什么打架斗殴、家庭纷争、分门立户、典地立契，村里的人都会找他调解或者从中做保。

  而且他们所处的五台县，又是佛教名山，周围的佛家弟子众多，包括的母亲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每日清口吃斋，不沾荤腥，闭目打坐，从不间断。

  当然，这并非是说阎锡山就是一个心向革命，或者同情革命的人。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先后制造了“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阎锡山也在太原制造了“五九事件”，在国民师范大礼堂逮捕了我党的3位党员，当时也在大礼堂，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才逃过一劫。

  “七一五”后，阎锡山调动军队，封锁了我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太原兵工工会，并在国民师范、省立一中、进山中学等进步学生聚集的地方布置了大量便衣，对学生进行恐吓、威胁、逮捕。

  27年10月，山西省省部员王瀛、朱志翰夫妇奉瞿秋白之命回山西整顿工作，在途中被逮捕，阎锡山下令：“为维护地方治安，抓住要犯，立即执行枪决。”

  最终，王瀛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王妻朱志翰因有孕在身，幸免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交监执行，直至抗战开始，才被组织营救出狱。

  可见，蒋介石干的事情，阎锡山也在干，只不过由于南北革命形势的差异，阎锡山不如，也不必像蒋介石那样凶狠。阎锡山还认为，要消除我党的影响，“清其法”是首要的，“清其人”则次之。阎锡山的副手、当时山西的第二号人物徐永昌总结说：“蒋先生论剿共须七分政治, 阎先生以为必九分。”

  阎锡山好的地方在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站在了国家的利益这一边，而没有像一些人一样投降日本。正如徐永昌所言：“无论如何阎先生总不至于不爱国”，他虽然“好谲好诡, 其爱国则不后于人”。

  早在1933年秋, 日本方面就开始派人做阎锡山的工作, 希望得到阎的协助,，被阎锡山“婉言谢之”。1934年春日本人更进一步拉拢阎锡山，希望他出面“主持”华北。当时各方多疑阎锡山要勾结日本，但从种种资料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战争来看，阎锡山当时并无意和日本妥协或者勾结。

  1935年10月下旬，蒋介石入晋访阎，阎锡山明确表态拒绝参加华北“自治”运动, 并同意赴南京参加大会，以示共赴国难的决心。蒋介石因此颇为感动，赞扬阎锡山“深明大义”，不久后任命其为军事委员副委员长，协助自己安定华北。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是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基业， 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对日本人的入侵，他势必拼死抵抗。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主动提出要和阎锡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时, 阎锡山欣然接受，这便有了后来的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图文万粉激励计划#